李卫公问对的军事思想
简介现存《李卫公问对》共三卷，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一万余字，记录了唐太宗与李靖问答九十八条次。内容丰富，多联系唐以前战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亲身经历，参照历代兵家言论，围绕着夺取主动权、奇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其军事思想。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亦易主客，于兵家微言，时有所得”。这一概括应该说是简明扼要的。从现存的《李卫公问对》来看，该书主要表现了李靖如下几个方面的军事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李靖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已”。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让敌人受制于己方，而不让己方受制于敌方。李靖在书中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等，都是为了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也可以说，李靖的整套战略战术都是围绕这一中心来设计的。客观地说，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并非李靖的首创，在《孙子兵法》等兵书中都有反映，但都没有李靖强调得这么突出。 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目的、意图、行为藏而不露，让敌人看到的是假象，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这一思想最早也是孙子提出来的。《李卫公问对》则把“示形”与奇、正联系起来，认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敌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说：“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通过“示形”，也就是把奇兵变为正兵，把正兵变为奇兵，“变化莫测”，使敌人不知虚实，无法了解真实情况。五是把奇正同虚实联系起来。“避实击虚”是《孙子兵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李卫公问对》也极其重视虚实问题，它说：“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它并且把虚实同奇正联系起来，说：“奇正者，所以致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它还把奇正与分合联系起来，认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过分分散，也不可绝对集中，而应“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由上可知，奇正问题虽非李靖首先提出来，但他确实是有发展的。攻守一法因情而动《李卫公问对》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攻守“同归于胜”。它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相对于防御而言，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对于进攻来说，是一种手段或策略。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胜利，殊途同归，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它认为，在战争中，敌我双方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反之亦然。它说：“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两种相互分割的作战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这就是说，在作战中，如果进攻时不知防守，防守时不知进攻，这样，不仅会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两个方面，而且也会把它们看成具有两种不同的目的。这就违背了“同归于胜”的原则。二是对《孙子兵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释。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李卫公问对》则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守胜，则攻之耳，非以强弱为辞也。”李靖强调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而是认为攻守与“敌未可胜”和“敌可胜”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这就把攻守策略的实施取决于己方力量转变为取决于是否有机可乘或成败的概率。同时，《李卫公兵法》强调要因情变化，将帅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使敌“变主为客”，使己“变客为主”。当然，攻守中还要注意“心战”，进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瓦解士气；守时，不仅要“完其壁，坚其阵”，还要保持旺盛的士气。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李卫公问对》还十分重视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强调将帅要深晓训练方法，提出分三个阶段训练军士，即由单兵到多兵，由分练到合练，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此外，该书对古代阵法布列、军事制度、兵学源流及教阅与实践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它从理论和实践上考辩八阵，认为八阵是古代的一种阵法，由五阵推演而成。其队形又可根据战场地形分布列为方、圆、曲、直、锐五种基本形态。这种考辨也是很有价值的。
李卫公问对有哪些内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630)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诠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劣、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责力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书影
含守和攻的成语
以守为攻_成语解释
【拼音】：yǐ shǒu wéi gōng
【释义】：用防御作为击破敌人的手段。
以攻为守_成语解释
【拼音】：yǐ gōng wéi shǒu
【释义】：以进攻作为防御的手段。
攻守同盟_成语解释
【拼音】：gōng shǒu tóng méng
【释义】：原指国与国之间订立盟约，战时彼此联合进攻或防卫。现多指坏人互相订约，为掩盖罪恶而一致行动。
什么是攻防转换的核心
求和是攻防转换的核心。攻防转换意识是，从进攻迅速转为防守，或从防守迅速转为进攻，比如打篮球比赛时，场上进攻和防守瞬息万变，队员要有攻防转换意识才能适应场上的比赛节奏。攻守转换是篮球比赛中双方对控制球权得与失之间的转换，这种攻守之间的相互转换构成了篮球比赛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反映在转换的思想意识、身体应激、技术动作、战术行动、配合方法、组织与变化上；同时也作为特殊的攻守组织形式被世界篮球界认可、采纳和重视。观念的认识上也由过去认为攻守交替自然过渡现象升华为一种特殊的攻守组织形式加以重视。攻守转换；不仅作为衔接和连接攻守两大方面的纽带，而且成为个人攻击行动的先导，全队战术方案实施环节中的关键环节和链条效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对现代篮球比赛起着承上启下和举足轻重的作用。攻守转换是指比赛中双方由进攻状态转为防守状态，或由防守状态转为进攻状态，进攻与防守或防守与进攻之间互相转换，以及攻攻、守守或守守、攻攻转换阶段的一切技术动作和战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