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

钱王 李公公是谁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李文正 男，1965年出生，博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管理工程)学科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分会委员会委员、全国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双法”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下一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感知技术与网络融合,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学。 主要研究成果：近年来在计算机网络、感知技术与网络融合、电子政务以及城市应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曾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2项，著作4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会议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2008年荣获北京市教育系统“教育创新工程”标兵称号。 主要讲授课程：计算机网络技术、感知技术和网络融合、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


　　银行家
　　提起李文正，印尼与东南亚的华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在印尼是仅次于林绍良的华裔金融巨子，被人们誉为“印尼钱王”。

　　1983年，著名的《亚洲金融》杂志推举李文正为当年“最杰出的银行家”。他拥有5家银行，4家金融公司以及4家租赁公司。他创办的力宝集团是印尼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该集团的资产总值达30亿美元。他自己的私人资产保守估计至少也有12亿美元。然而，在30多年前，他创业打天下时，手中仅有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十几亿美元，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李文正192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玛琅镇，祖籍是中国福建的莆田。在中学时期，他担任东爪哇华侨学校学生会主席，因组织学生参加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并帮助开展宣传及运送药物，被荷兰殖民地政府逮捕入狱。1947年被驱逐出境后，他返归故土，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哲学系。1949年他来到香港。50年代初，随着印尼政府渐趋稳定又重返印度尼西亚，定居雅加达。 这时，他父亲在雅加达开了一家蜡染店，生意尚可。父亲有意让他继承家业，便向他传授经营蜡染生意的诀窍。哪知，年纪不大的李文正却对此不感兴趣，更无心经营。原来，他虽然历经沧桑磨难，有一个信念却始终不变。这个信念从10岁起就开始萌发，那就是想当银行家。李文正成家后，即离开父家到岳父家开设的百货店中工作。未几，他又找到了一份船务代理的工作，干了几年业绩平平，也感到乏味，只是个人积蓄了2000美元。 正当李文正犹豫徘徊，不知该如何开创新事业之时，机遇从天而降。 2000美元对于当时的印尼人来说，可不算小数目，李文正也可称得上是个“大款”了。李文正有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知怎的，他那2000美元积蓄竟被人误传成20万美元。这个误传，开了李文正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在无形中提供给李文正实现童年梦想的机会。 1960年的一个晚上，因营运不佳而濒临倒闭的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经理皮拉马·沙里，受到误传的影响，登门拜访李文正，请求李文正投资20万美元，拯救这家银行。从当时的情况看，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生机似乎十分渺茫，而李文正腰包里只有2000美元，但他当机立断，大胆地接受挑战，答应筹措这笔资金。在他看来，这正是跻身银行界的大好时机。李文正不同凡响之处就在这里。抓住机遇，就是抓住事业成功与发展的脉搏，就等于为创业奠基。 从何处筹集这笔20万美元的巨款呢？李文正想到了与他交往密切的福建同乡们。这些同乡在雅加达自行车制造与修理业中很有作为，占据垄断地位。李文正利用这层关系，及时筹集到了这笔资金。这使他不仅可以优先认购这家银行20％股权，而且还在该行任职。至此，他终于踏入了朝思暮想的金融殿堂。 李文正永远忘不了入行的那一天。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西服，夹着皮包，第一次以主人身份跨进银行大门，顿时一种重新做人的感觉油然而生。 然而，对于半路出家的李文正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他甚至连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一栏与右边一栏有什么不同也分不清。但他不懂就问，自行家到一般职员，他都尊为师长，勤于请教。不出半年，他便令人信服地进入基麦克默朗银行的董事会，后又坐上第一把座椅。 他虽然没有受过任何银行业务的专业训练，但他却具有银行家两项过人的才能——机警敏锐的市场头脑和超级推销员的本领。他凭借自己的直觉以及做小买卖的经验断定，要使基麦克默朗银行起死回生，必须打入到其它银行还没有想到的市场中去。他用独到的眼光，相中了雅加达庞大的自行车业这块别人没开垦的处女地。他以投资人的身份，来到自行车业中，争取客户。 “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这是经营银行的信条，也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在雅加达一家华人餐厅，他召开了基麦克默朗银行第一次投资者会议。在会上，他用自己的语言给银行的定义作了确切的解释：“在我看来，银行业不是一种买卖货币的事业，而是买卖信用。由某人某处获得信用之后，再授予其他人。”由此，他说到做到，从不拖延，哪怕是借债也要给客户如期兑现，从而渐渐建立起基麦克默朗银行的信誉，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3年的奋斗，这家银行终于扭亏为盈，并获得巨额利润，走上了蒸蒸日上的大道。 李文正首战告捷，令银行围内人人刮目相看。但他并不满足，他要稳扎稳打，敢于竞争，以此为基石，去实现自己金融帝国的梦想。 1963年至1971年，他先后将发发可危的印尼宇宙银行和繁荣银行救活，然后以这两家银行为基础，与亲友合资购并了工商银行、泗水银行，组合成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李文正拥有30％的股份，并担任执行总裁。经过4年的努力，这家银行发展成印尼最大的民营银行，资金达376亿印尼盾。 李文正就像魔术师一样，将一家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理顺、搞活，并滚动式发展。他由此而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 1975年，李文正由于与部分股东个和而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职务。此前，由于他在金融事业上频频告捷，早已引起他的同乡——印尼首富林绍良的注意。他刚一辞职，林绍良便邀他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董事及总经理。当时，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实际规模比李文正创办的泛印度尼西亚银行小得多，资产额只有泛印银行的1/333，存款额也只有泛印银行的1％。可是这家银行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有林氏集团庞大的实体作后盾，该行的业务发展潜力极其巨大。这就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正因为如此，李文正爽快地接受邀请，入主中央亚细亚银行。 李文正把中央亚细亚银行作为自己的拳头银行来经营，他的聪明才智和大胆决策而又稳扎稳打的经营作风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李文正的精心操作下，在林绍良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这家银行就像破土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起来。仅仅3年，中央亚细亚银行就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到1983年，中央亚细亚银行的资产总额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遍布印尼各大城市，形成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网。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台北和新加坡以及美国的加州、纽约州、阿肯色州也都设有分支机构。至此，中央亚细亚银行已成了公认的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成功，使李文正树立了跻身国际金融市场的拍睢K 衷谠湍鹱约旱暮M饫┱偶苹 ⒆约旱目绻 鹑诠 尽?nbsp; 他首先把触角伸向香港和日本、美国等地。在香港，他创立了斯蒂芬财务公司。该公司拥有美国第六大投资银行，并附设有2家大财务机构，其中一家在雅加达，名称是斯蒂芬国际租赁公司，由斯蒂芬财务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商业银行各投资一半。通过斯蒂芬财务公司，李文正还取得了香港一家华人银行的一半股权。在美国，80年代初他就购买了亚特兰大银行的30％股权。美国旧金山的希伯尼亚银行虽然是林绍良旗下的公司，但李文正是管理这家银行的委员会主席，在经济上有直接联系和利益关系。80年代初期，印尼的圆木及胶合板产量很大，大量销往美国，贸易额一年达40亿美元，其中李文正占25％，成了在伐木业和木材对美贸易中大赚其钱的银行家。 80年代后期，李文正与林绍良再度合作，创立了力宝集团公司，主要拓展海外业务。该集团由李文正任董事长，除李文正和林绍良是大股东外，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长子和长女也各拥有16％的股权。 如今，力宝集团在国内外的资产已超过60亿美元，属下有40多家公司，其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金融、房地产、制造和修理业等。金融业务占整个集团业务量的70％，拥有资产达700亿印尼盾的印尼商业银行，还有中央亚洲银行、BNP力宝银行、力宝金融澳洲公司、美国加州力宝银行、香港华人银行、东海力宝银行等。在其它金融领域，有BNP力宝租赁公司、信孚力宝财务公司、大和力宝租赁公司、力宝太平洋财务、力宝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东方财务公司、力宝财务公司等。力宝银行是力宝集团在国内的骨干企业。论资产，系印尼第三大私营银行；论分行家数，居印尼第二位。截至1990年，该银行在印尼的分行已增至151家。香港华人银行则是力宝在海外的“旗舰”。据1989年的统计，该银行的资产已达40亿港元，其存款额是香港同业中发展最快的，而在贷款及其它商业银行业务方面，增长率也高居第二位。特别是1991年9月，华人银行与香港政府达成有条件收购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协议后，更使其名声大振，充分显示了力宝集团在经济和管理上的雄厚实力。 房地产是力宝集团在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在印尼国内，统筹房地产的力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票1991年7月在雅加达股票市场上市。而在香港，力宝集团属下的力宝物业公司，1990年在香港地产市场的投资总额就达20亿港元；1992年，又参与3宗总额为18亿多港元的交易。此外，力宝集团还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发展房地产业务。 李文正做生意好以静观动，不喜欢把宝押在没把握的风险上。他的成功来自他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来自他奇特的眼力。他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断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机会与前景可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为此，他在90年代初便对香港这个通往中国大陆的窗口和桥梁加紧了投资活动。1991年，力宝集团以1.35亿港元成功地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万众财务公司，并购置了一批物业。1992年力宝集团更是在香港开展了一连串的收购活动。一是扩展金融业务。首先全面收购了香港华人银行99.73％的股权，使华人银行完全置于李氏家族的控制之中；其次，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亚洲证券，将集团业务扩展到财务及基金管理。二是开拓地产经营。力宝集团接连购置了几处物业和一家地产公司，使地产物业的盈利占该集团1992年收益的50％。三是发展实业，收购了德信国际公司等实业。至此，力宝集团在香港的基本构架已经确立，实现了从单一银行业务向多种金融服务、地产和实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仅1992年，力宝集团在香港的纯利润就达2.11亿港元。 在香港这个桥头堡站稳了脚跟后，李文正便开始了进军中国大陆的宏大计划。 李文正在他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使他牵肠挂肚，那便是祖国的经济发展。祖籍福建的李文正对中国大陆倾注着特别的感情。他说，在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比听到中国经济要腾飞的消息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现在是他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片热土上的时候了。 自1992年以来，力宝集团就开始在大陆的金融、大型实业投资及房地产方面大展拳脚。在金融方面，除了成立深圳华侨银行外，力宝集团的华人银行也在1993年初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在实业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山东。在福建省，力宝集团开发的循洲湾基础设施建设及循洲岛旅游度假风景区，总投资达100多亿港元。在山东省，力宝集团与山东签署协议，今后5年内投资1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厂、码头等基础设施及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仅仅是李文正向大陆投资的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李文正的投资重心正在向香港和中国大陆转移。他站在香港华人银行大厦里，不无自豪地预言：“21世纪亚洲的经济中心必将是中国！”可以想见，李文正未来几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计划将更为庞大。这也充分体现出这位杰出的华人银行家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近几年的李文正把更多的精力致力于回报社会，在2007年，他分别在印尼成立了玛中大学和李文正肿瘤医院。其中玛中大学以他和雄德龙为基金会主席。他还曾到各大学作演讲报告，鼓励学生，提倡印尼要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印尼总统大学的演讲会上，他提出了很多中国古代圣人的观点。来勉励学生们，其中像天时地利人和来告诉学生，印尼的发展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只要大家一心印尼的前景是无可限量的。

吴王夫差打败越国之后为什么不吞并越国？

夫差不接受伍子胥的灭越建议，是因为伍子胥之该论颇不足以服人！让越国当附庸，相比于灭掉越国，其实有很多的好处：1、节省了你用于派驻占领附庸国领土的军队。2、不但节省了你的军队，附庸国还可以出兵赞助你去打别的国家，更有助于推动你的争霸事业。这是因为：命之为附庸的话，你是多了一个帮你的同盟；而吞并对方的话，你则多了一个消耗你力量的烂泥坑和死仇。3、富强了你的国力。因为附庸主动送上财货来（如勾践“空其国库”地给吴人送东西）。附庸送来的可能比你主动占领去搜刮得到的还多。4、以附庸而不是兼并这种极端形式相处，可以缓和两国敌对矛盾，有利于吴国的地区安全。5、灭国会导致其它霸权国家的国际干预，你不得不为守御这个国家，付出更大精力和代价。这体现在现代世界中非常明星，很多大国宁可让小国当他的小弟而不是灭掉他——因为他不敢，怕别国干涉。在中国d 先秦也是一样，譬如战国时代齐泯王吞灭宋国，引发了国际干预，使得齐国不得不退出宋国，甚至齐因此几乎亡国。6、附庸还可以成为你与敌对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避免你本土直接遭受战火残害。你还不必大量动用本土资源去补充附庸而是可以集中力量用于其它方向，减少了你国家防御（指一旦吞并附庸以后）的压力。总之，设为附庸是有很多重大好处的。当然，当附庸也有坏处：一旦主子国国力弱了，附庸就有可能背信弃义，对主子国干戈相见，落井下石——像后来越国对吴国所施行的那样。但是，即便你吞灭越国，当吴国本土国力衰耗的时候，越人一样也是会造反，结果也并不会好很多。总之，吞并越国还是命为附庸，这是一个各有利弊，难以权衡的难题。没有“公理”规定：灭掉越国一定比让越当附庸绝对得更好。这要看吴国的长期短期的战略目标而定。总之，不能说：“伍子胥说必须灭越国，夫差就必须听。否则夫差就是‘刚愎’！就是昏君。”事实证明，夫差选择让越国当附庸，并不是绝对错误的。在攻破越国以后的十年到二十年间，吴国借助越人的财物贡献支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对外争霸战的胜利，国家影响力一直扩张到中原，发展的洋洋得意。并且，让越国当附庸以后，吴国有了一个安全的后方。倘使没有一个安定的越国后方，吴国是无法安然北上去胁鲁、攻齐乃至争晋的。这是夫差怀柔、笼络越人得到的直接好处。一个决策，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多的好处，就算是不错的决策了。而如果吴国吞并越国，吴国很可能不能获得一个安定的后方。吴军可能很大程度被分散胶着在越地，陷入泥泞。很显然的一个例子：这就好比苏联可以把阿富汗当作自己的附庸，借助这个附庸，可以建立自己对更广阔周边的霸权影响力。而一旦苏联选择吃掉这个附庸（占领和灭掉阿富汗），反倒多了一个敌人：让自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镇压阿富汗人反抗的战争中，直至焦头烂额地退出阿境为止。在这期间，苏联的力量都被牵扯在阿富汗，反倒无暇在其它方向扩张自己的霸权。这个类比对于吴灭越很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吴越两国有长期对峙战斗的历史，仓促吞灭越国，未必能够消化，也许会激起长期、大规模反抗和混乱，使得吴国根本无暇北上中原争霸。楚庄王曾把陈国灭掉，但随后还是立刻给它复国了，让它继续当附庸，原因可能正在于此。楚庄王有能力灭陈国而不灭之，未来的秦国也早有能力灭韩国但也迟迟不灭之，而宁可都让对方当自己的同盟小弟，帮自己外出争霸，道理也正在这里。其实，夫差当初说过：“寡人将有志于中原。”（也就是打算北上齐晋地区争霸，如他后面所做的那样）。言下之意，夫差不愿意把力量都被牵扯在南方的越国。那么，节省吴国兵力的最好的选择，根据上文的分析，显然是让越国当附庸而不是灭掉之。夫差的这一决策，是符合他的大的战略目标的。这就像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而不灭掉他一样，也是服从自己北上争霸的战略目标的。伍子胥不能理解和支持夫差的战略目标，所以他“失宠”是必然的。他的“失宠”，并不是单单受伯嚭的谗言“陷害”。吴国出的问题，是：它一系列超过其国力承受力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它的速亡。也就是说，它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战略，一个急于求成的并不适合吴国这种落后小国的战略。伍子胥与夫差的矛盾冲突，更在于战略目标的不统一，而不在于传统上所说的伯嚭的挑拨或者夫差的偏听偏信。但战略不同，只是观点不同，夫差还不至于就此就杀伍子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伍子胥反复犯颜强谏，前后十年，多次反对夫差“南络越人，北上争霸”的战略，措词和态度一贯让人难堪，但夫差都没有杀他。看来，夫差还没有糊涂到对进谏之臣就要杀掉的地步。但是，到了“艾陵之战”前后，伍子胥对夫差战略的不苟同，已经超出了语言进谏的限度，而开始从行动上阻挠、干扰夫差北上争霸的事业——即私下去与敌国齐国交结。作为吴国重臣，他却把儿子送到齐国去，不但动摇军心，干扰北上争霸（攻齐伐晋）的战略国策，还简直是直接跟夫差的行动唱反调。于是夫差对伍子胥的“忠信”发生了怀疑，伯嚭的挑拨进一步使夫差确信了这一点，所以杀之。伍子胥之死，是他的思想上和行动上都长期、严重背离吴王夫差的战略所至。传统的理解，认为夫差杀伍子胥是烦他进谏或者是源于伯嚭挑拨。这都没有谈到问题的关键。关键，还是在于伍子胥的思想上违背了夫差战略（这到不至于被处死），但后来甚至行动上都开始破坏夫差战略。这将对夫差北上争霸的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夫差看来只有杀了他。当然，夫差事后立刻后悔了。因为夫差意识到，伍子胥毕竟还是忠的。即便伍子胥不跟自己走一条路，但似乎也不必必须杀掉之——可以把伍子胥搁置起来不用就行了。随后，夫差在后悔之余，想杀掉伯嚭。因为若不是伯嚭的危言耸听，夫差还不至于非得杀掉伍子胥不可。经王孙骆劝免。王孙骆说伯嚭毕竟有一定能力，都杀了，朝里就没能人了。伯嚭遂免于死，但随后的吴国政史上，他的出境率也低了。后来勾践灭吴，觉得伯嚭不是好人，勾践遂杀了伯嚭。把勾践和夫差相比，其实夫差并不嗜杀。譬如，伍子胥的死党——被离先生，总是跟着伍子胥一起议论夫差的错误和短处，夫差在盛怒而杀死伍子胥的同时，也对被离处以了刑罚，但也只是“髡刑”，即剃光头发，并未严加株连。相比之下，夫差没有越王勾践狠。夫差杀伍子胥多少还有些缘由，而勾践杀功臣大夫文种，则纯粹是生硬的谋杀。总之，夫差没有勾践狠。其实，夫差的缺点就是不够狠：当年，夫差一看勾践哀求，就宁可自己不报父仇了，而想饶恕了勾践的活命；看见勾践在石室养马的可怜相，就想放勾践回国；杀了伍子胥，就立刻又后悔。这都说明夫差是个仁软的人。他不是太暴戾了，而是太软厚了。总之，我们不能简单把夫差算作没脑子的“昏君”（因为他不听伍子胥的话“灭越”）和嗜杀忠臣（伍子胥）的“暴君”。处理越国问题，不能说他尽是错，上边已经分析了。他能把霸业做的那么大，不是一个昏君和笨蛋所能做到的。而他之杀伍子胥，也带有很大的意外偶然性：是他一时的愤怒，以及艾陵战胜的骄心，还有伍子胥当朝“蛮谏、猛谏”、“咆哮朝廷”的“讨厌”（这些次要原因），以及（更主要的原因）伍子胥一贯破坏吴越盟友关系，联络齐人，摇动吴国攻齐争霸的军心，和夫差的国策长期唱反调，不执行夫差的战略方针，终于导致夫差对伍子胥“忠信”发生猜疑，加上奸臣的挑拨，几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夫差杀伍子胥事件。而他实际并不是个狠的人。他杀了伍子胥之后，也随后后悔了。但举手之间，大错已经酿成，夫差的历史口碑上顿时有了难以清洗的污点。岂不亦可惜哉。